据路透社5月28日报道，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了一份6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该计划认为在当前借贷成本低廉之际进行投资，以后再减少赤字，是合理的财政规划。[1]路透社此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钱很便宜，让我们大撒币”。5月31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里奥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将比预期更早成为主要全球储备货币。[2]同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五连升”，创3年以来新高，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升破6.36元，央行紧急出手，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
这三件事背后反映出一个简单的逻辑和一组复杂的关系。简单的逻辑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正如《管子》云：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在美国财政赤字、债务水平、贸易逆差均处在历史高位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大撒币预示着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理性投资者无疑将开始考虑下一个“安全”的资产避难所。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人民币的市场需求变大，汇率快速上升便是情理之中。复杂的关系是资本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美联储作为实质上的世界央行，其以自我为中心货币政策在全球引发不同程度的传导效应，叠加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势必给本已脆弱不堪的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货币金融博弈已成为大国间替代直接暴力战争的手段，从而演化为一种新型战争。本文拟简要讨论国际货币金融权力的内涵及外延，列举美国货币金融霸权的经典“套路”，探讨中国正在建立的货币金融权力。有学者指出，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科技战可能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但是，在笔者看来，货币金融领域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世纪博弈的主轴。
简析国际货币金融权力
众所周知，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欧洲国家、英国、日本、中国的法币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都算是国际货币。但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货币霸权的无疑只有美国的美元。这里首先需要界定两个概念：第一，何为国际货币权力？简言之就是一国货币国际化之后，该国为了实现其战略意图，利用其货币在全球货币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能够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霸权指的是这种影响能力具有绝对优势，且只能我单向影响你，而你不能反向影响我。第二，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此问题讨论很多，本文认可国内学者陈平的观点，即国际货币权力的最直接来源是国际货币功能（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价值贮藏），而国际货币功能的形成，受到国家实力、制度、智慧以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3]当然，国际货币权力除了积极／强势权力（影响）外，还包括消极／弱势权力，本杰明·科恩称之为自主，即某种不受强制、自由独立行动的能力。本文讨论的美国货币金融霸权，也包括积极（有针对性的）和消极（间接影响他国）两个方面。在大国更善于伪装自身战略意图的今天，“若无其事”的产生影响是更普遍的情况。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货币权力和金融权力不完全一致，但是金融权力某种程度上依托于货币（美元并不是只有美国一个主人），因此，本文所称的货币金融权力包含货币和金融两个方面，即一国通过自己与他国的货币和金融关系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如此一来便容易理解，虽然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份额较低（全球支付份额、外汇储备份额均在2%左右），但是中国仍然被国内外认为拥有较强的（货币）金融权力，人民币是最有希望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之一。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手上除了人民币以外还有大量的美元，两者相加才构成完整的中国货币金融权力。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中国货币金融权力有一部分是通过中国持有的美元实现的。在中美全面竞争的背景下，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美元）的局面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必须要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实力，从而加强中国自身独立的货币金融权力。
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套路”
中美世纪博弈，美国自然会动用其最擅长的货币金融霸权，最经典的套路主要有三种：第一，玩弄“货币权术”。[4]最经典的案例之一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对英国的货币操纵。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为夺回控制权，联合法国等对埃及开战。但是此举不符合美国希望在中东巩固领导地位的诉求。美国开始抛售英镑，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看空英镑，导致英镑大幅贬值。此时英国自身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无奈向美国求助。美国的要求是英国停火并撤军，否则不会提供援助，同时也不会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帮助。最终英国议会妥协并同意美方要求。
第二，金融制裁。虽然金融制裁本身是一种美国新型不对称权力[5]，但是毕竟其实施手段是货币，也属于行使国际货币权力的范畴。美国对俄罗斯的货币金融破坏是最好的案例。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手段和内容不断升级。先是通过增加石油供给、操纵美元汇率上升来操纵油价下跌。随着油价下跌，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在2014年下跌40%，股市也同时下跌。今年4月，美国加大制裁，禁止美国银行从业者从俄罗斯央行、国家财富基金等购买主权债券，切断其融资渠道。俄罗斯的最新回应是清空国家财富基金的全部美元资产，约1860亿美元，转而投资到欧元（40%）、人民币（30%）和黄金（20%）。[6]抛弃全球效率最高的货币显然是俄罗斯的无奈之举，其结果只可能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第三，有意无意“间接伤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市场的教训之一是，只要美联储大放水，国际金融市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等到美联储收紧政策，新兴市场就有可能出现资金撤出导致的金融危机。正如陈平指出，诸多迹象显示，激烈的货币金融对抗在中美之间真实发生。2014年随着美联储宣布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5年下半年快速贬值，同时伴随着股市的暴跌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显然中国对这种大国货币对抗明显准备不足、处境被动。[7]彼时，美国尚未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退出量宽也不是针对中国，但却有意无意严重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当下，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未来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势必从长远角度来布局对中国的货币金融打击和破坏。除了政府出台政策、金融机构配合外，不排除未来美国使用强大的智识手段，在国际层面构建新理论话语“黑化”中国，利用专家、媒体炒作中国经济“崩溃论”等等。
中国的货币金融权力速写
通常认为，金融权力分为三类：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以及埃里克·赫莱纳补充的制度性权力。在货币金融权力领域也可以借鉴这种分类。首先，最容易理解的是关系性权力，存在货币金融关系的两个国家，二者的权力通常是不平等的。一国的债权国地位可被视为关系性金融权力的主要来源。[8]新冠疫情后，中国按照二十国集团（G20）共识，全面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协议”，缓债金额超过13亿美元，在G20成员中金额最大。这无疑说明相对于全球最贫困国家而言，中国比其他G20成员拥有更大的关系性货币金融权力。美国是唯一的反例，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是美元的世界主导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嚣张的霸权”，在承担巨额债务和贸易逆差的同时，依旧享有自由“大撒币”的权力。
其次，制度性权力是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来间接行使的。目前，国际货币金融结构中最重要的机构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领导人是权力大小最好的说明。目前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为6.09%，仅次于美国（16.52%）和日本（6.15%）。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在2018年上升至5.71%，仅次于美国（15.87%）和日本（6.83%）。根据世行规定，任何重要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美国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按照美欧制定的“惯例”，IMF领导人由欧洲人出任，世界银行领导人由美国人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曾于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随后就任IMF副总裁直至2016年7月底，是历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显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制度性权力显著提升，但是尚且无法从实质上改变由美日欧制定的“游戏规则”。
最后，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结构间接影响他国的能力。按照德国学者桑德拉·希普的观点，结构性金融权力仅能在考察不同方面的基础上加以理解，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解。希普总结归纳的结构性权力具体包括延迟调整赤字的权力、延迟调整盈余的权力、投射宏观经济偏好的权力、塑造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塑造经济地理的权力、重构经济利益的权力等。[9]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无法一一展开，但总体而言，因为权力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中国的结构性货币金融权力相对于美国而言要小很多，而且中国和日本一直深陷美国及美元的结构性权力束缚之中，两国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对外提供的贷款也都是美元，这表明中日已经深陷“美元陷阱”之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的货币金融权力就好比用“货币”和“金融”两条腿走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快速增加，“金融”这条腿要“粗壮”很多。与此同时，“货币”那条腿还帮着美元这根“绷带”。在中美货币金融博弈的赛道上，根本上是要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绷带”迟早要拆掉，但是不急于一时。
本文开篇提到中国央行紧急出手，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三天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称，任何试图阻止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之举都将为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汇率操纵的冲突提供新的刺激因素。[10]显然，美国各界时刻紧盯中国政府和央行的反应，一种可能性是美方正积极布局引中方入瓮。不排除美国正在通过“大撒币”，操纵使美元指数走弱，抬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同时推高人民币汇率以及推升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制造泡沫。一旦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元进入升值周期，便可以像2015年、2016年那样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消极”打击。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央行强势干预，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在国际上渲染中国通过不公平的手段压低汇率、获取出口优势等等。同时，美国拉拢金融盟友，逐步降低对华投资，压缩中国在国际上的融资渠道。这两种可能性都很高，属于内外夹击，唯一可能性极低的就是美国对中国货币金融的“不作为”，不要对此抱有幻想。
以史为鉴，自二战后曾经挑战过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无论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的苏联、俄罗斯，或者是同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阵营的英国、日本、德国，至今都沦为美国货币金融霸权的手下败将。无论坐在美国总统宝座的人是谁，货币金融权力既是其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其实现之手段。中美世纪博弈，货币金融竞争必是主轴。
（作者：熊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19级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1]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biden-budget0528-fri-interpretation-idCNKCS2DC021
[2] https://www.cnbc.com/2021/05/31/ray-dalio-on-chinese-yuan-becoming-a-global-reserve-currency.html
[3] 陈平：《世纪博弈——国际货币权力与中美金融关系》，时事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13页。
[4] 科什纳区分了三种主要货币权术，包括货币操纵、货币依赖和策略性破坏。前两种基于货币权力大国的视角，后一种从货币权力较小的国家视角出发。Jonathan Kirshner, (1995)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版。
[6] https://www.cnbc.com/2021/06/03/russia-to-remove-dollar-assets-from-national-wealth-fund.html
[7] 陈平：《世纪博弈——国际货币权力与中美金融关系》，时事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161页。
[8] Eric Helleiner, (1992) Japan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Financial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Issue 47 (2), pp.420-444.
[9] 桑德拉·希普：《全球金融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25页。
[10] https://cn.wsj.com/articles/人民币日益升值为中美汇率冲突埋下伏笔-11622688609
